主要内容
格宇马斯的庭院
作者：南希·德默达博士
《列王纪》
《加域马斯宫廷》 (Gayumars也拼写为Kayumars——参见页面顶部和底部的详细信息， 此处为大图）的华丽页面，摘自《列王纪》中一篇有彩饰的手稿。《列王纪》是一部描述波斯王朝（今伊朗）历史的史诗。由于融合了大不里士（Tabriz）和赫拉特（Herat）的绘画风格（参见下面的地图），该版本的《列王纪》凭借其华丽的色彩、完美的细节和复杂的图像在中亚艺术创作历史中引人注目。
《列王纪》是由阿波尔·卡西姆·菲尔多西（Abu al-Qāsim Ferdowsi）于1000年左右撰写，是波斯诗歌的杰出典范。这一史诗记载了在将伊斯兰教引入波斯之前的国王们和英雄们，以及人类关于爱，苦难和死亡的经历。这篇史诗已被无数次地复制，副本通常带有精美的插图（参见另一个示例)。
萨非王朝的支持
《列王纪》中的这一特殊的手稿于16世纪初期，为萨非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沙阿·伊斯梅尔一世 （Shah Ismail I）开始创作，在他的儿子塔赫马斯普一世的指导下在波斯北部城市大不里士最终完成（参见下面的地图）。萨非王朝的统治者们自称是苏非派沙赫（Sufi shaikhs）的后代，苏非派沙赫是来自伊朗西北部的阿尔达比勒省（Ardabīl）的神秘统治者（沙赫是苏非派团体内的老师）。“萨非（Safavid）”这个名字源于一位名为萨非·丁（Shaykh Safi al-Din）的苏非教团创立者（萨非·丁直译为“宗教的纯洁”）。从1501年开始的二百年间，萨非人掌控了如今的伊朗和阿塞拜疆的大部分地区（参见下面的地图）。他们积极建造了清真寺等公共建筑群（下图），同样他们对书籍艺术也持支持态度。实际上，手稿中的华丽装饰都要归功于萨非王室对艺术的支持。
人物描绘
人们通常认为如下图中包含了人和动物形象的图像在伊斯兰教是禁止使用的。然而，最近的一项学术研究指出，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时期发生了毁坏圣像运动。[1] 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人类或动物形象得到了不同程度地使用。
即使在引入伊斯兰教之后，波斯也有悠久的传统形象，这也许在书籍插图中最为明显。还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西部邻国奥斯曼帝国在某些方面更加正统的逊尼派教徒，萨非人信奉伊斯兰教的什叶派。
两个文化中心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有时被称为“古典”[2]的波斯画中的一些惯例已在14世纪确立，但是在塔赫马斯普一世的统治时期，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书籍在插画和艺术方面的显著进步。[3]塔赫马斯普一世之所以支持这种特定的艺术形式，部分原因是他曾先后师从画师比扎德（Bihzad）和苏丹·默罕默德（Sultan Muhammad），在赫拉特（Herat，今阿富汗西部地区）和大不里士（Tabriz，今伊朗的西北地区）学习绘画。[4]这两个城市都是生产装饰华丽的手稿的主要中心。虽然塔赫马斯普一世的《列王纪》整个手稿是由这几年间绘制的约759个插图页和258个细密画组成，[5]但是该时期的艺术家和历史学家达斯特·穆罕默德（Dust Muhammad）认为，这一幅特殊的细密画应归功于苏丹·穆罕默德的工作室。[6]1568年，塔赫马斯普一世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列王纪》赠与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塞利姆二世（Selim II）。[7]
世界之王
分析波斯绘画时，要记住几个解释性的问题。与早期现代西亚的许多工作室一样，绘制诸如《加域马斯宫廷》这样的页面经常需要许多艺术家的贡献。同样需要记住的一个要点是，不应单独考虑华丽手稿中的一副细密画。我们今天在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中发现的各个页面，即便它具有自身的历史、生产条件和发行范围，但仍须理解为其只是一本更大的书中的一页。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在波斯手稿中，文本与图像的关系很少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些彩饰中的文本和图像，并不总是互为镜像。[8]尽管如此，在画框的顶部和底部（见上图）由波斯体书法书写的文字，大致可以翻译为：
当太阳到达白羊星座时，[9] 当世界变得充满荣光时， 当太阳从白羊星座中发出的光足以使生物完全恢复活力时， 加域马斯将成为世界之王。 他首先在山上建造了自己的住所。 他的繁荣和宫殿从山上升起，他和他的人民穿着豹皮。 发展始于他，衣服和食物都丰富新鲜。[10]
细致入微
在此页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书法文字的内容与绘画本身之间的某些呼应之处。国王加域马斯盘腿坐着，仿佛在这片茂盛的植物和多山的风景中漂浮着一样，国王在朝臣们之上，而朝臣们聚集在这幅画的底部。据传说，加域马斯是波斯的第一位国王，他的统治时期人们只穿着豹纹皮，正如文字中描述的一样，同时画中人物都穿着斑点服装也表明了这一点。
国王坐在悬崖边上，身旁是他的儿子Siyamak（左侧，站立）和他的孙子Hushang（右侧，坐着）。[11]我们还可以看到围观者们从左上方和右上方秘密地从稀疏散乱的、盛开的树枝上窥视加域马斯国王。这副细密画的空间构成是沿垂直轴排列的，远处的山在国王的后面，下方的花园则在前景。尽管如此，这幅画仍然存在多个视角，甚至可能是多个时间点，从而使场景呈现出密密麻麻的细节，以吸引观众沉迷于画作。
人们可能会发现，画中漂浮在头顶上方的卷曲的蓝灰色云朵与中国艺术绘画作品的风格相似（上图）；这并不是巧合。萨非王朝的波斯艺术家们常常采用源于中国的视觉图案和技巧。[12] 岩石中浓烈的色彩似乎消失在下面郁郁葱葱的、充满动物的花园中，而金色的天空则从上方覆盖了整个场景。这件作品，以及其中密集的色彩、细节和纯粹的情感表现，都被视为是对菲尔多西所著的史诗故事的文化尊敬，同样也展现了苏丹·穆罕默德和塔赫马斯普一世的工作室无与伦比的艺术工艺。
备注
- 参见 Christiane Gruber 的 “Between Logos (Kalima) and Light (Nū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rophet Muhammad in Islamic Painting”，Muqarnas 16（2009）pp. 229-260；参见 Finbarr B. Flood 的 “Between Cult and Culture: Bamiyan, Islamic Iconoclasm, and the Museum”，艺术公报（The Art Bulletin） 84，4（2002年12月）pp. 641-659；参见 Christiane Gruber 的“The Koran Does Not Forbid Images of the Prophet,” 新闻周刊（Newsweek） （2015年1月9日）。
- 为了对波斯绘画中“古典”一词的史学名称以及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很大程度上由学者收藏家建立的文化等级制度进行有益的分析，参见Christiane Gruber 的《 Questioning the ‘Classical’ in Persian Painting: Models and Problems of Definition》，出自艺术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6（2012年6月）pp. 1-25.
- David J. Roxburgh, “Micrographia: Toward a Visual Logic of Persianate Painting,”，RES：人类学和美学（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cs），第43号（2003年春季）pp. 12-30
- Sheila Canby 肯定了Stuart Cary Welch 的推测，苏丹·穆罕默德和他的工作室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了《加域马斯宫廷》的插图。Sheila Canby，The Golden Age of Persian Art，1501-1722年（纽约：艾布拉姆斯出版社，2000）p.51。
- David J. Roxburgh 的 “On the Brink of Tragedy: The Court of Gayumars from Shah Tahmasp’s Shahnama (‘Book of Kings’), Sultan Muhammad”，Christopher Dell 编辑 What Makes a Masterpiece: Artists, Writers and Curators on the World’s Greatest Works of Art（伦敦；纽约：泰晤仕与哈德逊出版社， 2010）pp. 182-185; 182。此文本先后由 Baron Edmund de Rothschild 拥有，然后出售给Arthur A. Houghton Jr，后者又将书分页出售。
- Roxburgh 的 “Micrographia: Toward a Visual Logic of Persianate Painting,” ，p.19。“在波斯的绘画中，尽管图像以线性顺序出现在语句之后。文字在图片之后进行介绍，但人们在看图时并没有真正地阅读介绍文字...在阅读波斯书时，人们是先记住之前被告诉的内容然后才看书。此外，书中的文字也并非为了解释书中绘画的内容跟。”
- 该表现方式表示春天的开始。
- 感谢Alireza Fatemi博士提供了此翻译。
- Roxburgh, “On the Brink of Tragedy,” 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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